听了马士英等四川官员的一番关于民政的禀报后，朱由校又耳提面命一番后才于初秋时节去了贵州。

    关内原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中，贵州承宣布政使设立的时间比较晚，其经济基础也比较薄弱，民族成分比四川更为复杂，布政使等中央朝廷派遣的流官实际管辖区只能局限在几个重要据点。

    而且，这一带生番也比较多，改土归流的话，难度要比四川大，也正因为此，朱由校才没先在贵州进行改土归流，而是让马士英先做了四川巡抚，先在四川搞，然而进而辐射影响贵州。

    如果日后有必要的话，朱由校会设一云贵总督，让马士英为第一任云贵总督，在四川基础上再在贵州施行改土归流之策。

    因而，现在对贵州的改变仍旧主要是进行汉文化的普及与教育，被发配的文人士子中，很大一部分就被发配到了连语言也不通的贵州。

    这里面，陈继儒自然是其代表，事实上，朱由校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将陈继儒也流放到西南来，毕竟陈继儒是一个单纯的隐士，早就自绝于朝堂政治，但这人偏偏与董其昌私交甚笃，在董其昌被抄时，还为董其昌鸣不平，什么刑不上大夫之累的话，朱由校便干脆将其也贬到了贵州。

    据东厂在贵州的人传回消息，这陈继儒颇为怡然自乐，到贵州后虽三餐不饱，住着崖洞，却立志要学王阳明来个龙场悟道。

    也因此，朱由校在第一次放回流放西南的一批文人士子时便没有让放陈继儒回来。

    许多文人即便是流放到西南也都还能担当教谕教授等学职，唯独陈继儒只做一私塾先生，自然一年四季的补贴是比其他人要少的。

    连陈继儒都还记得唯一一次府里额外发了一次肉也还是因为皇长子出生才额外奖励的。

    进入贵州境内后，朱由校不得不改乘滑竿，这一带因地势复杂与行政难度比较大的缘故，使得官道一直未扩宽，朱由校的大型马车还不能通过，而此次朱由校又不愿意动用太多人力抬着过去，因而便改乘滑竿，也算是体验一下民间土财主的交通方式。

    吱吱呀呀的滑竿随着浓淡不一的青山起伏不定，仔细一看，会发现远处山林各处已经满是或在明处或在暗处的第五军士兵或锦衣卫。

    一些常驻贵州的东厂番子也假扮成贩夫走卒用各种方式告诉着引路的人前方是否安全。

    底下负责警卫的人是胆战心惊，深怕出了半点差错，而上层的朱由校和他的妃嫔们以及随扈大臣们则是尽可能的表现的的从容镇定，没事还能来点诗词以不辜负这闲情野趣。

    事实上，朱由校也知道出巡的确会有各种意外发生，但这并不是他要一辈子待在紫禁城里的理由，如果作为一个皇帝，连自己的国土都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拥有这片领地也没什么意义。

    而且警卫的水平也正是这样才能训练得出来，特别是对于如今阶级矛盾日渐缓和的时候，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政治权力斗争再次由严厉向宽松转变，东厂这样的针对国内情报与稽查的特务机构只能依靠皇帝陛下每一次出巡来当做一件训练工作能力的一场大事。

    万历时期张居正的考成法早从启七年开始就被朱由校再一次重新实施起来，朱由校可不想花这么多钱去养一帮只会吟风弄月不会做半点的实事的闲人，本着能者多劳的准则，考核是有必要的。

    而东厂自然也有考核，此次出巡的顺利与否，就是他们一次重要考核任务，所以由不得他们不重视。

    因为已是秋季，整个凯里山区的雨水也就勤了些，一路上雾气弥漫，湿湿滑滑，倒也难见到蓝，而气候却渐渐的有些阴冷，朱由校此行都是准备齐全，他自己早已是披了一件大氅，跟着来的宁嫔箩箬和柳如是都已戴好了观音兜和盖着大毛衣服。

    然而这时候，朱由校却看见仍有赤着脚的农夫正站在田埂边举着耙子提泥护着田埂，有孩还挑着担子到处捡狗粪，并眼看着就要进入警戒线来，一东厂番子早已拔出刀来，从一参古树上跳将下来，刀锋直指着孩。

    从旁随扈的凯里知府有些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事先他已按照上面的通告告知给了府辖区内所有的百姓，御道周围五十步之内不得擅入，否则会伤及性命，而今日这孩明显已经忘记了这个规定，竟然越走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