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行政区划的大规模改名。

    以及无比烦琐，且难以落地的俸禄制度改革，

    再加上他试图抛开官僚体系，直接处理海量普通行政事务的做法。

    都严重干扰了行政机器的正常运转。

    作为曾担任大司马、安汉公并总揽行政事务多年的资深政治家，王莽的管理经验可谓丰富。

    但他内心深处还抱有幻想。

    只要自己坐在天下正中的位置上制礼作乐、发号施令。

    天下能够自动得到治理。

    在他构想的图景中，各地的官僚和诸侯仿佛都是“神职人员”。

    他们的道德楷模作用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这个世界里，俸禄的绩效管理能够神奇地激发官吏们的工作热情

    每个时代总有一些人天真地认为只要实施了某种理想的制度社会就会立刻焕然一新。

    然而，现实却残酷地打破了王莽的幻想。

    维系一个版图庞大的国家绝非易事在古代更是难上加难。

    周代之所以采取封建制，是因为当时无法实现中央集权，

    只能依靠诸侯自治并通过宗法和礼乐来维系忠诚。

    而秦汉帝国演变为中央集权制则必须采取郡县制度并派出官僚进行治理。

    新朝虽然标榜自己实现了周代的礼乐制度，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

    因此也必须依赖郡县制和官僚机构来维系其运转。

    然而后果的显现，并未让王莽有所警醒。

    行政体制的混乱与决策链条的断裂，如同隐形的巨手，逐步将新朝的统治机制推向崩溃的边缘。

    在朝廷顶层，王莽的亲力亲为虽避免了大权臣的崛起，却无意中催生了众多小权臣。

    他们洞察到王莽无法事必躬亲，便趁机隐瞒部分事务，以此进行权力寻租。

    于是，那些从郡县远道而来、怀揣奏疏的官员，在长安苦苦等待，却迟迟得不到回应。

    长安的卫戍部队，本应按制度定期轮换，然而这一事项竟无人问津，

    导致连续三年未曾轮换，军队士气低迷，战斗力大打折扣。

    地方上的情况更为糟糕。

    行政区的大规模改名，不仅让吏民感到陌生，更给政务处理带来了极大困扰。

    诏书中提及的郡县名称，往往需附上原名，以免产生误解。

    这种混乱状况导致地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

    郡县职位空缺得不到及时补充，现有官员身兼数职、疲惫不堪，或是大权在握、肆无忌惮。

    部分地方官员则趁机大肆腐败，肆意盘剥百姓。

    郡县的诉讼案件堆积如山，监狱人满为患。

    甚至有人无罪却遭长期关押，最终获释并非因案件审结，而是恰逢大赦。

    边境军队因行政调度失当，粮草供应匮乏，部分军队甚至发生哗变，局势岌岌可危。

    俸禄制度的名存实亡与地方的无政府状态，共同加剧了官吏对王莽的离心倾向。

    他们对新朝的热情逐渐消退，暗中对抗与阳奉阴违成为常态。

    尽管王莽大权独揽，但其有效权力却日益萎缩，政令难以有效传达至地方，甚至号令不出长安城。

    基层官员利益受损尤为严重，因此在后来的更始帝和光武帝起兵队伍中，不乏新朝基层官员的身影。

    对于这一切严重后果，王莽却显得茫然无知。

    在太傅平晏去世后，他选拔了儒学名士唐尊接任太傅之位。

    唐尊作为王莽的坚定支持者，上任后以身作则、力行节俭，企图通过道德教化来挽回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