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曾纪泽当机立断，派七艘军舰占据台湾和琉球，并把琉球、钓鱼山等划归台湾省，派刘铭传到台湾当巡抚，从福建和浙江移民八十万人到台湾搞大开发，这让清廷很没面子，但又无可奈何。

    1875年的中国，就像是一块大肥肉，英国在缅甸、法国在越南、俄国在西域、日本在东南沿海，都想咬一口，这也是曾纪泽头疼的地方，让他觉得统一中国的时机还不成熟，一旦和清廷内战，就便宜了列强，尤其是狼子野心的小日本，他决心先抵抗外辱，捍卫中国的领土完整，暂时和清廷维持表面的和平，等机会成熟了再一统中国。

    此时，英法等国在打开中国沿海门户及长江后，又想打开内陆的“后门”，从19世纪60年代起，不断探测从缅甸、越南进入云南的通路。1874年，英国再次派出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探路队，在近二百人的武装士兵护送下，探查缅滇陆路交通。英国驻华公使派出翻译马嘉理南下迎接，马嘉理到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后，向云南边境进发，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这即是“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

    此时，法国人在越南也蠢蠢欲动。越南自古是中国的藩国。19世纪以前法国天主教势力已侵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

    1873年11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余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曾纪泽派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

    1874年，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

    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

    清政府虽然无能，但还是有点骨气的，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坚持越南是中国的势力范围。

    曾纪泽为了防止英国获法国占领中国的越南和云南，迅速派兵三万攻下云南和贵州等西南领土，而此时，四川总督刘蓉也宣布正式归顺吴国。

    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骆秉章打着“治蜀平乱”的旗号，带着刘蓉和一支不足万人的湘军入川，接任四川总督。他到四川后与太平军最为强悍的对手翼王石达开部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决战。

    同治二年，石达开主力在与湘军激战时被曾与之结盟的彝族土司出卖，遭受重创，在大渡河南岸被困了40多天，仍无法突围，面临末路的绝境，迫不得已致函回应骆秉章的招降政策，坦陈“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希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骆秉章接受石达开的请求，同意“投诚免死”。于是，石达开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湘军营帐，但是当6000余名太平军将士集体放下武器后，骆秉章却变卦了，他下令将200多名太平军将领和2000余名石达开的亲信士卒全部处死，其余4000多人尽数遣散，从此四川逐渐安宁。

    骆秉章在刘蓉的辅佐下，在四川大力整顿吏治，不拘一格任用贤能，经他的举荐，一批有才能、有抱负的湖南官员得以快速升迁，如蒋益澧、萧启江、刘长佑等，他们日后大多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吏，控制了四川，他们命人详细考察各地的税收，防止贪官污吏私自增设税种盘剥百姓，看到民众因为连年遭遇战乱和起义暴动而十分清贫，压力巨大，骆秉章便减轻四川赋税。他对贫穷落后的城口、松潘、理番等23个州县免于捐输，深得民心。

    骆秉章病逝后，曾纪泽的岳父刘蓉等湘军将领控制了四川，将近十年休养生息，元气恢复了不少，逐渐倒向吴国，清廷在北方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干涉四川事务。

    到了1875年，吴王曾纪泽便宣布收回云南、贵州、四川，一统南方，但是没有向清廷宣战。

    因为此时，西域也正值多事之秋，清廷已命令左宗棠西征以收复西域，由于担心英国会与俄国联合起来阴谋